樊家村到丰台人事考试中心

归园田居 【魏晋】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椋，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四时田园杂兴 【宋】范成大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鸟鸣涧【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惠崇春江晓景 【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诗经·豳风——《七月》《七月》被钱钟书称为“中国最古老的四时田园诗”，它“叙述了农民一难到头的辛勤生产和刻苦生活。可是这首诗没有起示范的作用；后世的田园诗，正像江淹的《杂体》诗所表示，都是从陶潜那里来的榜样。”（《宋诗选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7]于公。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注释】：《豳风》是豳地一带的诗歌，共七篇。豳，又写作邠，是周朝的祖先公刘迁居开发的地方，在今天的陕西省旬邑，邠县一带。这一工区多存周人旧俗，“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汉书·地理志》）诗风宽大，乐而不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注）流火：火星在七月黄昏时就已西沉了觱发：风寒盛。栗烈：凛冽一之日，二之日：夏历十一月，十二月三之日，四之日：夏历正月，二月于耜：整修农具。举趾：举足耕耘馌：音夜，给人食品畯：音郡，管农事的管家仓庚：黄莺懿筐：采桑用的深筐女：女子，女奴。殆：恐萑苇：长成的荻苇。斨：音枪，斧，受柄之孔方形鵙：音局，伯劳鸟。载绩：纺麻孔阳：甚为鲜明葽：草名，即远志。蜩：音条，蝉陨箨：草木之叶陨落。箨音唾同：会集。缵：继续豵：墐豜：音间，三岁的猪穹窒：堵好墙洞。墐：音尽，涂郁：树名。薁：音玉，李属断壶：摘葫芦。叔苴：收拾青麻。苴音居荼：音涂，一种苦菜。樗：音初，臭椿树穋：音路，晚种早熟的谷类綯：音陶，绳子凌阴：冰窖兕觥：音四公，酒具【赏析】：《七月》叙述农人一年到头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反映了丰富的生产劳动的内容和浓郁的节气风俗，应该说是不可多得的生活风俗画。诗以时间顺序为主线索，按月描写，又兼归类，纵横开合，一节一个内空容，一幅画面。从农事耕作开始，到收获举酒祭献结束，送饭的妇子，采桑的女郎，下田的农夫，狩猎的骑士，公室的贵族，人物众多，各具面貌，其间又以物侯表时序，构成整体风格的统一，而且避免了叙述的呆板，增强了诗歌的形象，尤为突出了风俗画的特征。陶 渊 明 诗 集归园田居五首其 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其 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其 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其 四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殁无复馀”。“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其 五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双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陶渊明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个以田园生活为重要创作题材的人，诗人生活在极端黑暗的社会里却坚持着高远的理想和兴趣，这使他最后不得不同统治阶级上层社会完全决裂，回到田园中来。二十年的田园生活中写下了大量的田园诗，在现存的一百二十首的陶诗中，描写农村景色和农民生活的作品占了很大的分量。这使他成为我国田园诗的开山祖。陶渊明的田园诗作，有《归园田居》五首、《移居》五首、《和郭主薄》二首、《庚成岁九月中于西田获甲稻》、《饮酒》二十首等。这些诗“描写了农村的优美景色和农民的朴素生活，歌颂了劳动的意义和自己参加劳动的喜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唐开元，天宝年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给诗人提供了优闲生活的物质条件，统治阶级提倡佛老，也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局面：对那些家仕困难的文人，由隐而仕，往往是一条“终南捷径”；对那些有高官厚禄的文人，由仕而隐，既不影响生计，甚至还可以边仕边隐，名利双收。此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也促成隐逸思想的流行。因此，继承陶渊明，一些诗人较多地以田园生活为题材，写作了大量的田园诗，由此而形成了田园诗派。田园诗派的主要作家是孟浩然和王维，还有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人。他们的写作倾向和陶渊明有所不同，他们“从他那里得到启发，都写了一些田园诗，但是他们都把陶渊明歌颂劳动的内容抽掉了。只是不真实地描写了一些农民乐天知命和安定闲适的生活，作为自然景物的陪衬，来美化他们自己的隐逸情趣。”（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孟浩然(689--740)，字浩然，名不详，襄洲襄阳（今湖北襄阳）人，早年隐居在家乡鹿门山，40岁 时曾到长安应进士考试，落第而归，以布衣终身。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写山水田园诗的人，存诗260多首，多为五言律诗。孟浩然的山水诗多是写他故乡襄阳的名胜，象《秋登兰山寄张五》、《夜归鹿门歌》、《江山思归》等，将襄阳的山水、烟树、新月、小舟描绘得平常而亲切。他的田园诗数量不多，但生活气息浓厚，如《过故人庄》、《游精思观回珀云在后》等，农家生活的简朴，故人情谊的深厚，乡村气氛的和谐，都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他的一些小诗，如《春晓》也写得含蓄清丽、韵味悠长。孟诗风格以清旷冲淡为主，但冲淡中亦有壮逸之气。他的诗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向来与王维并称，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但诗的题材范围比较狭窄，缺乏深广的社会内容。他是“开盛唐山水田园派风气之先”的人物（《唐诗论丛》）他们田园诗数量不多，有名的象《过故人庄》、《春晓》、《宿建清江》等，意境恬静淡远。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过故人庄》这是一首意境恬静淡远的田园诗的代表作。诗把恬静秀美的农村风光和淳朴诚挚的友谊融成一片。“一个普通的村庄，一回鸡黍饭的普通款待，被表现得这样富有诗意。描写的是眼前景，使用的是口头语，描述的层次也完全任其自然，笔笔墨墨显得很轻松，连律诗的形式也似乎变得自由和灵便了。”（《唐诗鉴党辞典》）。“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晓》）。不少人曾把这首诗的主题解释为“惜春”，其实它所表现的是超俗的田园世界，抒情主人公是一位置于荣华富贵之外，立足于超然世界并溶化在大自然之中的傲然长啸的“高潮之士”（参看[日本]前野直彬，石川忠久编的《中国古诗名篇鉴赏辞典》），这首小诗太脍炙人口子，以致稍有文化的人即能随口涌出。从这两首小诗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诗人将农村的田园生活加以美化了，这已经不是真正的农民的田园生活，其中的鸡犬牛羊多是借来点缀诗料，说不上真实深刻地反映农民生活。和他同时代的王维尤其如此。王维（701-761，一作698-759）字摩诘，原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境）人。后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遂为河东人。工诗善书，尤以画名，开元进士，官至尚书右丞，故人称“王右丞”。 保留下来的诗有400多首。他的山水田园诗主要是写他隐居终南、辋川的闲适生活和山水风光。王诗艺术成就很高。无论是雄奇壮阔的景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是细致入微的自然物态，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他都能以对大自然敏锐的感受，抓住自然的色彩、声音和动态，或素描，或刻画，挥洒自如，意境独到。古人概括王诗艺术特色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诗取景颇具画家的匠心，而且画面色彩常映衬得浓淡相宜，这在他的《辋川集》中有集中的体现。王诗语言清新凝炼，朴素中见华采。王维37岁之后，思想渐趋消极，基本上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写下了大量的田园诗，著名的作品有《山后秋暝》、《终南山》、《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辋川集》、《田园示七首》、《过香积寺》、《积雨 川庄》、《春中田园作》、《谓川田家》等诗。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侯柴扉。雉够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父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谓川田家》夕阳西下，夜幕将临之际，诗人面对一幅幅怡然自乐的田家晚归图，油然而生羡慕之情。诗的核心就是一个“归”字。这片土地上一切生命都在思归：牛羊下山，牧童归来，野鸡深情的呼唤，桑蚕精心营造自己的安乐窝，田夫荷锄归来。最后诗人感慨系之地说：“即比羡闲逸，怅然吟式微”。其实，农民并不闲逸，以上“归”字实际上都是反衬，以人皆有所归，反衬自己独无所归；以人皆归得及时、亲切、惬意，反衬自己归隐太迟，以及自己混迹官场的孤单、苦闷。王维和孟浩然的田地园诗从思想内容上讲，“这里然比陶渊明要倒退一大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但是从美学上看，他们一面深化了人类对山水田园美的自然美的感受，一面又提高了田园诗歌的表现技巧。例如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全诗以拜访故人的时间为顺序，完整地写出了从赴约到告别的全过程，层次分明，互相照应，结构完整。另外，在词语的锤炼上也很讲究，颔联的“合”、“斜”两个词，把村落与远山的关系描绘的如在眼前。末句的“就”表现了对故人的留恋，给人以亲切地感受。王维的《山居秋暝》融诗歌、绘画和音乐于一体。这首诗中既有画家对色彩和线条的独特把握，又有音乐家对音响和节律的敏感。作者同时发挥了诗人、画家和音乐家的才能，使此诗成为一幅有声的“诗中画”。而在锤炼词语上，“王维尤其突出，常常用含蓄简省的文字绘出一幅画境而绝无雕琢的痕迹。”田园诗发展到中、晚唐时期，又出现了另一面貌，“柳宗元、无稹、张籍和聂夷中都在《田家》这一类题目下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中国科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并不去描写农村景色。这一类诗歌，以晚唐聂夷中的《伤田家》最有代表性。田园诗到了晚唐都变成悯农诗。聂夷中（837～884），字坦之，唐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咸通二年（861）中进士，因为战乱，加之家贫，无力贿赂权贵，所以，中进士后在长安停留很久，才被任为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东南）县尉。由于他出身贫寒，长期生活在农村，“奋身草泽，备尝辛楚”，比较接近劳动人民，“知稼穑之艰难”。所以，他的诗作大部分是反映农民遭受残酷剥削痛苦生活。《伤田家》、《公子行二首》等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伤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米。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主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这是一首五言古诗。反映了晚唐时期广大农民在残酷剥削下所过的悲惨生活，作者并为他们发出急切的呼呈。有人将它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并论，以为“言简意足，可达柳文”（《唐诗别裁集》）。诗开篇就揭露了当时农村一种典型的“怪事”，二月蚕种始生，五月秧苗始插，哪里丝卖？哪有米粜？这却居然是事实！可知这是“卖青”——将尚未产生的农产品预先低价抵押。这用血汗喂养栽培的东西是一年的衣食，是心头肉呀，即被剜去了。因此有三、四句“剜肉补疮”的比喻，这是血淋淋的比喻呀！它让人触目惊心，既深刻又典型，遂成千古传诵的名句。最后四句是诗人陈情，表达了改良现实的愿望。这里寄希望于君主开明固然有其局限性，但作者用意主要是讽刺和谲谏。诗人巧妙地用反笔揭示了皇帝的昏聩，世道的不公正。“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的对比，反映了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徒，饥渴而顿 ”，“我死而徒尔”（《捕蛇者说》），充满了作者对田家的同情。杜荀鹤的《山中寡妇》也是这方面很出色的诗作。杜荀鹤(846～904)，唐代诗人。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台）人。出身寒微。曾数次上长安应考，不第还山。当黄巢起义军席卷山东、河南一带时,他又从长安回家。从此“一入烟萝十五年”（《乱后出山逢高员外》）,过着“文章甘世薄,耕种喜山肥”（《乱后山中作》）的生活。后游大梁（今河南开封），献《时世行》10首于朱温，希望他省徭役，薄赋敛，不合温意。他旅寄僧寺中，朱温部下敬翔，劝说他“稍削古风，即可进身”，因此上颂德诗三十章取悦于温。温为他送名礼部,得中大顺二年(891)第八名进士（《鉴诫录》）。得第后次年，因政局动乱，复还旧山，田□在宣州，很重视他，用为从事。天复三年(903),田□起兵叛杨行密，派他到大梁与朱温联络。田□败死，朱温表荐他，授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遘重疾,旬日而卒。《山中寡妇》全诗如下：夫国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谣。宋代是田园诗的顶峰期。描写田园生活这一题材，一经晋人发现，又经唐人发展，到了宋代已成为诗人普遍描写的题材了。宋代的很多诗人都普用自己的诗作描写田园生活，他们或是王孟一线的，或是柳宗元、聂夷中一路的。其中堪称田园诗大家的当首推南宋的范成大，他晚年写的《四时田园杂兴》和《腊月村田乐府》是田园诗的集大成之作。由此而将田园诗的历史推上了顶峰。“无论是陶渊明也好、王储两人也好，他们都没有在田园诗上揭发过封建剥削制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唐人聂夷中等人的诗作，“都不描写农村的自然景色，在传统的习惯上，它们都不属于田园诗的系统”（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范成大“却把这两上系统结合在一起，给田园诗以更丰富更深刻的思想内容，赋予它以新的生命。”（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气息。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父范雩,宣和五年进士,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为秘书省正字，终秘书郎；母蔡氏是北宋著名书法家蔡襄的孙女。范成大幼年时期受到良好的教育，遍阅经史，善为文章。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绍兴二十六年起，任徽州司户参军，此后就在官场沉浮。淳熙十年因病辞归，时年58岁。此后10年隐居石湖。范成大是一个关心国事、勤于政务、同情人民疾苦的士大夫。他的基本政治理想是儒家的“仁政”和“民本”思想,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要想富国强兵,必先安民,“省徭役、薄赋敛、蠲其疾苦”（《论邦本疏》）。在一些奏札中，他力劝孝宗要节省人力、国力，珍惜时间，整顿军纪，训练士卒，慎用刑罚，打击贪吏，以强兵复国为大志。在为地方官时，或尽力铲除弊端、整顿军备，或救灾赈济、兴修水利，为减轻农民负担、解除士兵疾苦作了努力。与此相应，他的忧国恤民的一贯思想在其诗歌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范成大涉世甚早，对农村生活的艰辛有较深的了解，20多岁就写下了一些描绘农村生活景象的诗，如在《大暑舟行含山道中》一诗里，他便表现了“遥怜老农苦”的情感；在《乐神曲》中，写的是农民为丰年有粮交租、免受鞭笞而感到侥幸；《缲丝行》写姑嫂煮茧、缲丝、卖丝的繁忙劳动；《催租行》则描述了农民输租完毕后，吏胥上门勒索的情景。在徽州为官时，他又写下了著名的《后催租行》，诗作对南宋赋敛之重、官吏煎逼之酷和百姓受难之深作了形象的描绘。后来在杭州、桂林、成都等地及家乡,他又写下了大量的农村题材的诗,如《刈麦》、《插秧》、《晒茧》、《采菱户》、《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围田叹》等。其中如《黄罴岭》写巢居山农的非人处境，发出“安得拔汝出”的呼声；《劳畲耕》由“峡农”刀耕火种，勉强果腹，写到“吴农”因官租私债相逼而“逃屋无炊烟”;同情人民苦难的思想,自始至终贯串在范成大的诗中,直到晚年退居石湖时,他还在《冬舂行》、《秋雷叹》、《咏河市歌者》等作品里，对下层贫民的悲惨生活予以深切的同情。在《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中,诗人宣称:“汝不能诗替汝吟！”真实地说出他为民生疾苦而呼叫的创作意图。范成大晚年作的组诗《四时田园杂兴》，是他田园诗的代表作品。《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组，每组各十二首，布局均匀。象一轴农村风俗画的长卷，每组绝句是一个片断，而每首诗都是长卷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组诗的主要内容是：“描绘了农村优美的景色，歌颂了劳动和农民的质朴，揭发了封建的剥削制度。艺术上“深得刘禹锡竹枝词之神韵，清新轻巧，饶有民歌风味。”（《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我们先来看一首描绘农村景色的诗：蝴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这首诗描写了农村晚春恬静的景色，表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热爱。诗的前两句，写日常农村静景。蝴蝶双双在菜花田里飞来飞去；白昼慢慢显得长了，田户人家没有客人来临，村子里十分恬静。这是从正面描写日常农村景物，首句也说明是晚春，诗的后两句写茶商来到时的动景。茶商来是为了采购茶叶，但却连鸡犬都为之震动，这反衬出平时极少有外人到来，来了陌生人，大家都十分注意。这是动景，却是进一步说明农村的恬静。这首诗最大的特点是以动来反衬静。首句写动景，但它却加深了“日长无客到田家”的静。三、四句写动景，却反衬了整首诗所描写的静。其次，“蝴蝶双双入菜花”是抓住了农村静景的细节特点来描写的。再来看一首反映农民劳动生活的诗：昼出耕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首诗描写农村夏日的景象，表现农村男女老少的劳动生活，赞美了农民的勤劳。首句写成人的劳动生活，白天出门从事耕田之类的田间劳动，晚上到家还有绩麻纺线的室内劳动。次句写儿女的家内任务，烧饭、扫除之类的事。三四句写童孙的游戏。“学种瓜”虽是游戏，它的内容却是模仿劳动。在这样的环境中，连儿童都对劳动充满了热爱。这首诗从不同的方面描写了农民的勤劳。这首诗描写层次井然，先写成人，次写十五六岁的儿女，再次写几岁童孙。这些人，实际上概括了农民人家所有的人。同时也概括了农民整个的一生情况。细节描写运用得很巧妙，“也傍桑阴学种瓜”这一细节使整首诗显得十分风趣。再次，我们来看一首揭发封建剥削制度的诗：采菱辛苦废梨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种田聊种水，近来水面也收租。这首诗写秋日农民采菱景象，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前两句写采菱辛苦。首句概括交待“辛苦”，二句则是对“辛苦”的具体描绘。“鬼质枯”写全人，“血指流丹”则是写局部，是一个特写镜头。后两句写农民所受剥削之残酷。“无力”说明农民采菱是由于贫困不得已而为之。“近来”句说明农民即使贫困如此，仍免不了要缴租，所受剥削可想而知。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山中寡妇》的尾联。这首诗在艺术上有两点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是概括交待与具体描绘相结合，这样做使读者认识形象而深刻。二是进层写法，首二句为第一层，三句是第二层，四句是第三层。层层深入，从而将剥削之残酷写得十分深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范成大的田园诗是广泛的吸取前人田园诗优点的集大成之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造性，其成就之高可以说是超过了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田园诗人。正因为如此，他的这一组诗“一向被称作我国田园诗的典范”。（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至此，田园诗已经成熟，成为田园诗发展史的顶峰。

李商隐，男，汉族，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著名诗人。婉约派，他祖籍怀 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或博爱县），生于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于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 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因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而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此后，李商隐便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有《李义山诗集》。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浓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佚。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溪）生，又号樊南生，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焦作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市），晚唐著名诗人，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李商隐又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

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

李商隐是晚唐乃至整个唐代，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

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以《锦瑟》为代表）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扩展资料：

李商隐的诗歌流传下来的约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触及时政题材的占了相当比重。李商隐的咏史诗有很高的成就。

它们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无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怀的诗篇，而是着眼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陈政事、讥评时世加以补充发挥，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无题诗是李商隐独具一格的创造。

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转，辞藻精丽，声调和美且能疏密相间，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幼年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使李商隐的世界观基本上属于儒家体系，其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渴望有所作为的。

同时，他颇能独立思考，很早便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说教不以为然，甚至萌生出“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这样大胆的想法。

在诗歌创作上，他起初醉心于李贺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轻倩流丽的诗体，曾仿照它们写了许多歌唱爱情的诗篇，如《燕台》、《河阳》、《河内》等。待屡次下第和被人谮毁的遭际向他显示了人生道路的崎岖不平，他的诗便开始表现出愤懑不平之气和对社会的某些批判。

大和末，甘露之变以血淋淋的现实打开他的眼界，使他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大进一步。这时他写的《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诗，批判腐朽政治已相当深刻有力。

参考资料：李商隐 百度百科

家世出身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今陕西富平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县令。早年生活李商隐的曾祖父李叔恒，十九岁登科进士，位终安阳令，祖父李俌，位终邢州录事参军。父亲叫李嗣[5] 。李商隐出生时，其父李嗣正任获嘉县令。三岁左右，李商隐随李嗣赴浙。不到十岁，李嗣去世。李商隐只得随母还乡，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李商隐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李商隐“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回乡后曾从一位精通五经和小学的堂叔受经习文，至十六岁，便因擅长古文而得名。此外，写得一手秀丽的工楷与一手好文章。大和三年（829年）移家洛阳，结识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辈。令狐楚欣赏李商隐的文才，对其十分器重，让李商隐与其子令狐绚等交游，亲自授以今体（骈俪）章奏之学，并“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后又聘其入幕为巡官，曾先后随往郓州、太原等地。在这几年中，李商隐一面积极应试，一面努力学文，在科举上虽一再失败，但在写作上则完成了由散向骈的转变，此后他很少再写散文。大和七年（833年）令狐楚调任京职，商隐离太原返乡，此后，李商隐曾在王屋山学道二、三年，这对其思想与创作产生一定影响。开成二年（837年）经过长期刻苦学习并由于令狐绚的延誉，李商隐得中进士，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幼年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使李商隐的世界观基本上属于儒家体系，其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渴望有所作为的。同时，他颇能独立思考，很早便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说教不以为然，甚至萌生出“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这样大胆的想法。在诗歌创作上，他起初醉心于李贺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轻倩流丽的诗体，曾仿照它们写了许多歌唱爱情的诗篇，如《燕台》、《河阳》、《河内》等。待屡次下第和被人谮毁的遭际向他显示了人生道路的崎岖不平，他的诗便开始表现出愤懑不平之气和对社会的某些批判。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以血淋淋的现实打开他的眼界，使他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大进一步。这时他写的《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诗，批判腐朽政治已相当深刻有力。仕宦生涯开成二年（837年）年末，李商隐考中进士，当年令狐楚病逝。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县北）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并将女儿嫁给了他。从李商隐后来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桩婚姻将其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李商隐的尴尬处境在于：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因此，李商隐的行为就被很轻易地被解读为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并且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在唐代，取得进士资格一般并不会立即授予官职，还需要再通过由吏部举办的考试。开成三年（838年）春天，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结果在复审中被除名。这件事对李商隐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得他获得朝廷正式官职的时间推迟了一年。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顺利通过，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不久，被调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尉。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但远离权力的中心，显然会使以后发展受到影响。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因为替死囚减刑（“活狱”）而受到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的责难，因而李商隐感到非常屈辱，难以忍受，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凑巧的是，在此前后孙简正好被调走，接任的姚合设法缓和了紧张的局面，在他的劝慰下，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但他此刻显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工作，不久（开成五年，840年）就再次辞职并得到获准。应举之路李商隐画像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有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考取了进士资格。在此之前，他已经失败过多次。李商隐初次应举的年份难以考证，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隐就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苦的应举之路。与大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李商隐并不指望一举成功。他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没有提及当时的情形，这多少说明他对于初试的失败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多，他渐渐开始不满。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应举的失败不会让李商隐反省自己学识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经与他一起游学的令狐绹就考中进士。这显然不是因为令狐绹的学识才华比李商隐优秀，而是由于他父亲令狐楚的影响力。权贵们互相提携，大量录取上流社会关系网中的考生，在唐代科举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许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会在考试之前就去刻意结交关系，或者想出种种办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据李商隐自述，他在这方面是比较低调的（《与陶进士书》），但如果说他不曾对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从李商隐在开成元年写给令狐绹的一封信中“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之类的话，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已经相当烦躁了。而他于开成二年的中举，也正是令狐父子对当值考官施加影响的结果。闲居时期辞去了弘农县尉，李商隐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于武宗会昌二年（842年）设法又回到秘书省任职 。这一次，他的职位（“正字”）品阶比之前的（“校书郎”）还低。即便如此，李商隐毕竟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在唐代，大家普遍认为在京城里的任职会比外派的官员有更多的机会升迁，而李商隐所在的秘书省，又比较容易受到高层的关注。对李商隐而言，另一个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获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这位精干的政治家几乎被授予全权处理朝政。李商隐积极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他踌躇满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机会。李商隐重入秘书省不到一年，因母亲去世遵循惯例，李商隐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这意味着年届而立的李商隐不得不放弃跻身权力阶层的最好的机会。这次变故对李商隐政治生涯的打击是致命的。李商隐闲居在家的三年（会昌二年末至会昌四年末），是李德裕执政最辉煌的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期，随着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团骤然失势，李商隐已经难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会昌三年（843年），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讨伐刘稹叛乱时病故武宗朝。王茂元生前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李商隐的升迁，但他的去世无疑使李商隐的处境更加困难。李商隐在闲居的几年里处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一些亲属的墓葬迁回了故乡的家族墓园。这种维护家族荣誉的努力多少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现存的部分诗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隐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淡化对政治生涯的兴趣和期待。他有时从事农耕，声称自己“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模仿陶渊明的风格写作田园诗歌。不过，纷乱的时局始终吸引着李商隐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倾向，几乎无法隐藏。幕府游历会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隐结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书省。此时，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关系已经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传言他是由于长期服用道士进献的长生药而中毒身亡。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斗争，宣宗李忱即位，他反对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厌恶李德裕。因此，几乎整个会昌六年（846年），都持续新一轮政治清洗，曾经权倾一时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为首的牛党新势力逐渐占据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会昌六年（846年），李商隐在秘书省任正字。三十五岁的李商隐终于有了儿子（李衮师），他的堂弟李羲叟也在这一年中了进士，这两个好消息大概只能让他兴奋一时。由于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纲领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绹等人视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党的胜利。此时李商隐的职位几乎低得不值得在权力斗争中被排挤，但仍然李商隐仍为仕途不得志而郁郁寡欢。大中元年（847年），桂管观察使郑亚邀请他往赴桂林任职时，李商隐几乎没有犹豫便与之同行。从太和三年（829年）受聘于当时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开始，李商隐多次进入地方官员的运作机构中担任幕僚的角色。事实上，他身为幕僚的经历比正式任职于朝廷的时间更长。不过，在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之前，他似乎一直将这样的经历作为过渡。对于在政治上颇有抱负的李商隐来说，这种经验非常重要，既是他历练工作能力的过程，也是积累社会关系的途径。不过，毕竟只是为日后的大展宏图而进行的准备活动。从时间上看，以往每一次的工作经验几乎都在数月之内，变动频繁，而且一旦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就会立即辞去幕府的工作。而这一次，李商隐作为郑亚的幕僚前往桂林时，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已近末路。在之后的10年间，他将在幕府游历中逐渐耗尽所有的政治热情。大中元年（847年）三月，李商隐告别家人，随郑亚出发，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行程，来到距京城大约5000里以外的南方。郑亚的这次南迁，是牛党清洗计划的一部分。李商隐愿意主动跟从一位被贬斥的官员，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党。另一方面，也显示对自己的升迁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郑亚就再次被贬官为循州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失去了工作。大中二年秋（848年），李商隐回到长安。据说，他在潦倒之际，写信给故友令狐绹（他已经进入权力的核心）请求帮助，但遭到拒绝，结果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盩厔县尉的小职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之前，他正好也是一个相当的职位（弘农县尉）。李商隐担任盩厔尉时间不长，又被调回京城。此时，与大中元年他在秘书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职，渺茫的前途，落寞之余，期盼着出现变化。大中三年九月，李商隐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的邀请，前往徐州任职。卢弘止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员，对李商隐也非常欣赏。如果他的仕途顺利，李商隐可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隐追随卢弘止仅仅一年多后，后者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这样，李商隐不得不再一次另谋生路。夕阳晚景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间病逝。从李商隐的诗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这位出身于富贵家庭的女性，多年来一直尽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隐多年在外游历，夫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聚少离多，李商隐对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李商隐仕途上的坎坷，无疑增强了这份歉疚的感情。大中五年（851年）年秋天，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随自己去西南边境的四川任职。李商隐接受了参军的职位，在简单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李商隐于十一月入川赴职。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的四年间，大部分时间李商隐都郁郁寡欢。他曾一度对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与当地的僧人交往，并捐钱刊印佛经，甚至想过出家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隐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稳定的时期，李商隐已经再也无心无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大中九年（855年），柳仲郢被调回京城任职。出于照顾，他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个盐铁推官的职位，虽然品阶低，待遇却比较丰厚。李商隐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到三年，罢职后回到故乡闲居。李商隐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抑郁寡欢，唐宣宗大中末年（约858年），李商隐在郑州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