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人事考试局王建敏

今生“唯二的两次”被老师批评及其他

作者 王建敏

写下这个题目就开始忐忑，会不会被当作“标题党”拍砖？会不会被讥讽为故弄玄虚玩文字？

想来想去，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唯一的一次”既然没有语病，“唯二的两次”好像也说得通，更何况，在今生专职做学生的15年里，被老师批评的次数货真价实真真切切只有两次，各位且包容这个题目则个。

(一)

从小学做学习班长到初中、高中做学习委员，我一直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虽然并无天资也不大用功，倒是很会考试，每次都以分数刺激老师的眼球，事后自己迅速淡忘所学，库存无几。

被分数迷惑了的老师对我这个“好学生”格外偏爱，有两件事可见一斑。

高中时（1970-1972年）我就读于河北省邢台市第一中学。虽然那时学校连名字都被政治风潮刮成了“太行中学”，但是从1953年就是省重点中学的底子尚在，师资绝对一流，也是当时全市最好的中学。我的班主任老师郭翠英教语文，课讲得精彩绝伦妙语连珠，不知不觉间下课铃响，有时还会引得意犹未尽的同学一声叹息。她的先生姓潘，笔名浪波，诗名远扬，很是让我们这些学生仰视。

而我要特别一说的却是我的数学老师宋成彬，50来岁，头发花白，相貌酷肖列宁。完全不同的是，列宁是革命领袖长于政治，宋老师长于数学却败于政治，一顶右派帽子摘下不久，凡事谨言慎行。课堂上条理清晰口若悬河，下了课迅即离去不多一言。郭老师有一段时间休产假，由宋老师代理班主任，他凡事必“等一等”，笃念“拖”字诀。

就是这样一位谨小慎微的老师，有一次监考却令我刮目相看。

那是一次语文期末考试，难度不大，我半小时左右答完，依例检查了三遍，起身准备交卷。恰巧宋老师巡视经过，伸手拿过去卷子。我坐等，准备待他看完立刻放在讲台桌上离开教室。岂料宋老师把几张试卷往我桌面一拍，低声说，“时间还早，再检查检查”，暗示的意思相当明了。左一遍右一遍，我怎么都看不出错在哪里，宋老师每在教室走一圈都会停在我身边……，一时的蒙圈和对几分之差的舍弃终于让我失去了耐心，再度准备起身时，却被宋老师犀利的眼神制止了。倒计时开始，干坐着的我望向宋老师，他高声宣布：“还有最后5分钟啊，同学们检查一下，准备交卷”，与此同时，他用手轻敲两下我试卷的某一处。大梦初醒的我迅速把“名符其实”改为“名副其实”，交卷！

此生我再也没有用错过这个词，并且对别人的错用也格外敏感。

天底下所有的老师都喜欢好学生，即使像我这样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好学生，即使数学老师监考语文，也挡不住他出于爱惜的小小违规。

另一个例子来自中学外语老师崔建平。身材颀长脸也偏长的崔老师酷爱篮球，常常是满头大汗走上讲台， 体育 赋予他的活力表现在教学上，便成了抑扬顿挫的俄语单词和语句滔滔而出如江河奔流，配合以全力地双目圆睁或笑口全开，一堂课充满了生气和活力。纵使那课本口号居多，“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珍宝岛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等等，崔老师却总能恰到好处地引申出一些词组和短句，延伸而出的部分，恰恰抓住了我们的兴趣点。

我被提问的多，站起来朗读的多，在黑板上默写的多，这一切，似乎都变成了动力。

高二的某一天自习课，崔老师在窗外招呼我。来到外语教学组，他兴奋而又神秘地说，“我刚刚送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几位同志，他们受上级委派来了解外语教学情况，问的很详细，还拿走了一些材料，并且问有没有可推荐的学生，咱们年级6个班我推荐了5个，你在名单的第一位，要努力，做好准备……”

多年后了解到，那是周总理要求教育部考虑某些特殊专业直接从高中毕业生里招收的可行性，由于某些政治集团的竭力反对，最终没有实行，还是继续由 社会 上推荐保送“工农兵大学生”。

我被“北京和外语”两大元素燃烧起来的希望之火湮灭了，也无缘和崔老师成为“北外”校友。

崔老师的热切真诚和寄望之殷，却成为我感念一生的暖流。

（二）

历史 在1977年为我们这代人打开了高考之门。

大学生活全然不同于中学时期，无须在此赘言。我与中文系77级93名同班同学的大多数也有差别，他们的四年是激情四射各有专攻，而我则沉醉书海，只知痴读，如同沙漠中饥渴难耐的行人，一头扎进了江河里。算下来，四年里除食宿之外在图书馆的时间最多，有记录的借阅后来自己看到都震惊，大部头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等，居然三、四天就掠过一套，生吞呵，活脱儿一个书籍焦渴后遗症患者——不知道医学上有无此症？

这样的学习模式带来了毕业时几个教研室都提名我留校任教——没有专长，也决定了我与老师的交集仅限课堂和作业。即便如此，我还是遭遇了空前绝后的两次批评，一次是在作业本上，一次是在课堂上。

或许学生被老师批评是件极其正常的事，奈何我以往的学生生涯习惯了被表扬被嘉奖总觉飘飘然，是以故，对这两次批评记忆尤深，且影响深长久远。

大一时开设“写作课”，任课的是杨栋臣老师。杨老师一丝不苟的板书和浑厚沉郁的声音与肃穆的表情共同形成了不怒而威的气势，予人很深印象，而他留在我作业本上的批评，便愈发具有冲击力。

那是根据一幅画写出一篇散文的课堂作业。

画作是知名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姊妹篇，后来不知何故很难再见。手执红色油布伞的青年毛泽东步履坚定面色凝重，年轻的杨开慧与之挽着手臂并肩前行，画面背景风雨如晦……

一篇文章而已，写完了交上去，发回来，看批语。

谁料这次不是司空见惯的红色对勾和以好、很好之类开头的褒奖，迎头一句“心灵怎么可以用洁白来修饰呢？用语不当!!!心灵是不可以用颜色来表达的，修改！”许是为了矫正一下语气，接下来有几句整体肯定的批语。

我选择性地忽略了下面的内容，直接的即时反应是，心灵怎么就不可以用洁白来修饰呢？杨开慧对于毛泽东生死不移的 情感 和追逐理想的坚韧，用“洁白的心灵”来颂赞不妥吗？再思索，确实有问题，至少是修辞有问题，用词不精准。接下来，渐渐地，我悟出了更多的道理。遣词造句事小，折射出的是为学为人严谨扎实与否。摒除虚浮的心态，沉下心，才有真知可求。

此悟大有益。骄矜从此收敛，细曦处开始用心，毕业后即使撰写公文亦务求精准简洁，从来不敢懈怠。在轻工业部工作期间，有一年被评为“国家机关先进工作者”，整理“先进事迹”的同志说是当年我写会议文件、部长讲话等等文字达到了十万字以上，言语间很是钦佩，而我内心感到宽慰的不是数量，而是文字的干净准确。

（三）

我们离开大学没有几年，杨老师因患尿毒症住进北京朝阳医院。得知此讯的王星同学邀集几个同学前去探视，我是其中之一。当时心中暗想，要是能寻个机会跟杨老师提提这个小掌故，表达一下心中的感念就好了。

因为杨老师意外摔伤，议定的探视只能作罢。等到再见面时，已经是在八宝山与杨老师做最后的告别。

记忆中，送别杨老师是在1984年的秋天。母校河北大学从保定发来几辆旅行大轿车，载来许多老师和同学，个个面色肃穆。

杨老师的妻子，同样给我们上过课的华尔庚老师，身着一袭黑衣，白色的眼镜，神情凄然。

诀别的时刻到来，华老师与身材十分单薄、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儿子一起，向她们挚爱的亲人深深鞠躬。待她直起身来，已是泪水遮面，她默然而立，听任双泪肆流，只定定地凝视着杨老师，良久，良久。

曾听说杨老师和华老师是闻名全校的恩爱夫妻，各自的学生到家里讨教，另一个一定参与作陪。给来人逐一送上水果之后，必定先递给对方一个，然后才自己享用。凛冽的冬日，华老师到户外的自来水龙头下浣洗衣物，杨老师随后提着烧开的水壶去调剂水温——许多传说未曾考证却足以温暖人心，在我心里，举案齐眉、琴瑟和鸣这些成语说的大约就是他们。

然而其中一个壮年时撒手而去。

华老师的痛彻肺腑完全可以想见。

没有呼天抢地，没有大放悲声，华老师的极度隐忍令人心痛。

工作人员开始做准备工作了。

华老师轻轻拉近了站在身边的儿子，说道：跟爸爸说再见。

儿子哭泣着，照做了。

华老师凝望着杨老师，哽咽着说：“杨栋臣，再见了，再见了！”

接下来，她一遍又一遍地说道：

“再也不说再见了，再也不说再见了，再也不说再见了……”

声音颤抖着，泪飞如雨，却始终不失仪态。

在场的人们再也抑制不住，啜泣声、抽噎声、呜咽声四起！

生死诀别，最见人的品格素养，华老师悲伤凄切而隐忍坚毅的知性形象，释放出强大的震撼力，永远地铭刻进我的记忆。她教给我们的，不止是现代汉语知识，她的言谈举止和特殊场合强大的控制能力，风范长存。

（四）

说回到我的第二次被批评吧。

大学时期的外语课当时有两选，英语和俄语。理性的声音告诉我，将来可能更需要英语，奈何我只在初中时学过字母会喊几句口号，于是自然选择了俄语。对于英语的学习，则还是在轻工业部时期利用业余时间上培训班学《新概念》，以呼应时代气息。

李善今是我们的俄语老师。

参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材而编写的课本共计四册，政治色彩浓郁。李老师的授课较之我高中时的崔老师很是不同，他在课堂上的诵读频次极高、频率极快，变格变数之类的语法知识巧妙穿插，作业量也很大，学俄语的同学早晨时间大部分自然用于背单词。

不知从何时起，我似乎被李老师当成了好学生，被提问的次数多了，在课堂上背课文的荣耀也来了，即使这样，第二次考试过后我被李老师在课堂上点名批评，成了今生的唯一记录。

记忆中，共计有8次俄语考试。

奇妙的是，引发口头批评的俄语考试试卷不知为何保留了下来，而写有杨老师批注的作文却遍寻无踪。

1979年2月的第二次测验我得了99分，被扣减了一分，就是这次的一个失误，我被点名批评。

试卷重回大家之手，李老师开始讲评，对一些共性的失误进行重点讲解，解析失误的原因，随后开始介绍考试总体情况。结尾处，他表情凝重地说：在这里我要特别对一位同学提出批评，在她身上不该发生的错误却发生了，明明可以满分，白白地丢掉了。我批评的不是她没有得满分，而是她丢了不该丢的分，她是完全应当掌握这个知识点的，这一分丢得可惜，丢得不应当。这位同学就是……

当时是不是脸红耳热已经不记得了，木然是一定的，同学们陆续走出教室，我竟然没有听到下课铃响。

无异于瞬间遭遇了强力击打，史无前例。想起初中时上海来的李老师给我的作文打百分全校哗然，高中时数学作业被当作范本全市巡展三个月，几乎一路高光，即使化学老师贾春明因为我最终放弃了报考理科院校而选择报考文科面有愠色，也是痛惜我的学习成果没有转化升华而已。进入大学，居然被点名批评！

时间最终消化了不舒服、不适应，我努力拼争的斗志反而被激发起来。数月后的考试，满分。又过了几个月，第五次考试98分，这次没有被批评，反而得到李老师在试卷上题写的特别鼓励。因为考题难度增加了，我的成绩是顶尖级。由是我开始体会，分数只是一个数字，是否竭尽全力抵达自己应该到达的高度，才是最重要的指标。这件事引发的思考，甚至严重影响到我的价值观。

以教学严苛著称的李老师，命运多舛，有同学说他来自圣彼得堡，却被中国的政治旋风刮倒过。回到教学岗位的他痴心不改，孜孜不倦，对学生的殷望时常表现在严格要求和大力鞭策上。

就我个人而言，一次严肃的批评，令我体悟了追求极致和超越自我的意义所在，加上后来的岁月砥砺，形成了绝不轻言放弃的性情，一次毫不留情的批评，实收振聋发聩之效，这样的老师，值得尊敬。

传道授业解惑，我的老师们不辱使命。

诸多的鼓励与奖掖是人生的琼浆，为数不多的批评同样可以转化为动力，为师者的言行举止在潜移默化中传承，这一切，弥足珍贵。

回眸看人生，怎不感师恩！

流年如水，谨以尚存的大学时期的课堂笔记、读书摘记、论文资料、征文奖品致敬那段岁月，致敬所有的老师。

2022年6月15日 北京

【作者简介】

王建敏，河北邢台人。毕业后先后供职于国家轻工业部、文化部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曾任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副总经理。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