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执业医师咋考

现在咋样，可以吗？ 我的情况马上就和你一样了 可以用大专毕业证加执业助理证去参加执业医师考试吗

古都运城，盐运之邦，也是关公故里。在这里进行的关于民间中医的改革试点工作，也颇具英雄气概。

　　“要坐牢我去！”13年前，运城市原卫生局一位领导掷地有声的一句话，打开了运城市民间中医合规执业的通路。13年后，中医药法实施在即，民间中医具体该怎么放，怎么管，山西运城的探索或许能提供有益借鉴。

　　在这里，不仅有服务于临床一线的“正规军”，还有一支来自于民间，师承、家传出身的中医药人才队伍，承接和分担了基层医疗压力，活跃了医疗服务市场，让中医药扎根在人们的生活中。

好端端成了“地下工作者”

　　1998年《执业医师法》颁布以后，运城市新绛县的张就感到格外郁闷。

　　张出生于中医世家，祖辈在明末天启年间就开始坐堂行医，医术代代相传，家里一块“闻邑龙到头竹林园祖传张老药铺”的招牌也一代代传了下来。张家最擅长的是中医妇科，历代积攒下来的医案、秘方已经形成了，到张已是第十九代传人。《执业医师法》颁布以后，张就成了一个“黑大夫”，只能偷偷摸摸地给人看病，时刻提心胆。在“非法行医”的10年间，张治好了大量病人，也挨了不少处罚。

　　与张同病相怜的，还有跟师学了十几年中医的张文瑞。20世纪90年代，出师后的张文瑞在当地村镇卫生所当过几年大夫，积累了一定的口碑。离开卫生所后，张文瑞便打算回家专心务农，可陆续前来求医的病人却让他不忍拒绝。

　　“那时候经常是我正着秧子咧，田埂上就有人喊我看病，我洗把手就给他们号脉，开方子。”时间长了，田间地头就成了张文瑞的露天诊所，大家都知道河滩上的张文瑞看病有两把刷子，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找上门的麻烦也越来越多。

　　“我在永济市扁鹊庙一带给人看病的时候，附近的医院一天撵我四五回，你说糟心不糟心。”想起曾经的经历，面前这个朴实的晋南汉子仍然感觉很委屈，“刚开始是医院撵我，觉得我影响他们的工作，后来就是所的人来查我的证，不光没收我的药，还得交罚款。给人看病本是个光荣的事，为啥我就成了见不得光的‘地下工作者’？”

　　像张和张文瑞一样的民间中医在运城还有很多，这缘于三晋大地深厚的中医药文化积淀。新中国成立前后，运城市中医人才遍布基层，承担了群众的医疗保健任务，其中不乏像周鼎新、柴浩然、武承斋等享有盛誉的中医大家。20世纪60年代，毛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口号后，原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余田民、朱彦、方药中等数十名老中医陆续来到运城筹建农村疾病研究所。70年代初，运城市举办赤脚医生训练班、西医学中医班，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形成了“县县有中医院，乡乡有中医科，村村有中医人”的局面。到1987年，原在运城市召开了中小型中医专科医院建设现场会，当时，运城市的中医专科医院已经达到了70多家，这些足以解释为什么运城基层的民间中医资源会如此丰富。

　　1998年《执业医师法》颁布后，大部分像张和张文瑞这样的民间中医就成了“黑中医”，成为被打击、被取缔的对象。《执业医师法》实施以来，在提高中医医疗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药队伍的发展。但由于提高了中医医师执业的门槛，特别是限制了医师资格考试条件，致使大批不具备学历条件的中医药人员不能继续从事执业活动。同时，师承、家传等培养方式的人员也由于无法达到申报医师资格考试的条件而无法通过考试获得行医资格，从某种程度上说，其门槛制约了民间中医的发展。

　　“我们也想通过考试拿到行医资格，可考试对学历有要求，里面还有很多西医的知识，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考起来有点难。”自幼就开始自学中医的李国宏，也曾经历过“非法行医”的无奈，对于已经正式向社会征求意见的《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暂行办法》，李国宏表示非常期待。

　　“现行的《执业医师法》主要是参照西医的标准制定的，事实表明，未取得中医执业医师资格的民间中医，许多也能熟练运用中医理论治病救人。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为民间中医‘松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运城市原卫生局副局长田康立说。

中医执业医师 ?但是这个东西 咋个操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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